《牧区经济发展与托茂人的文化适应研究》项目最终成果简介

　　课题主持人：杨德亮

　　工作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项目批准号：07CMZ013

　　项目名称：牧区经济发展与托茂人的文化适应研究

　　成果名称：牧区经济发展与托茂人的文化适应研究

　　最终成果形式：专著

　　课题组主要成员：马伟华  韦仁忠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观察之外，有没有其他路径?我们应如何评估民族地区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就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呢?我们提倡从文化的视角予以全新的考量。民族经济作为民族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并不游离民族文化而独立存在，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的社会文化适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往往注重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所关注的大多限于资金、技术、资源等经济开发的具体问题，很少涉及到具体民族及民族地区的人文环境，其结果往往导致经济开发与经济发展主体的阻隔和背离。由此也使得，以往关于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和生计方式的政策和学术关注，一般注重其社会性，而忽略了文化属性，为经济(研究)而经济(调查)。站在历史的坐标上，用文化的观点对经济行为进行判断分析，可认识民族经济的本质意义。

　　我们预期的学术价值是，以青海牧区和在其中从事于畜牧业生产生活的托茂人为论述重点，希冀给边缘族群和文化弱势群体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为那些经济发展比较滞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及边缘群体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提供不同以往的理论总结和新鲜的个案分析；对相关部门和机构制定文化经济制度和实施发展决策提出相应的理论建议。

　　二、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毋庸讳言，牧区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出路、托茂人的经济和文化。具体而言，我们要研究托茂人社会历史中的文化适应、牧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适应以及文化适应在其中的作用。关注托茂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适应，就是要去理解边缘的弱势群体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接受或拒绝现存的经济秩序。就是要认知牧区的不同文化群体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参与条件、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及其困难和走向。

　　在此思路下，我们的研究考察了托茂人在不同的历史文化时期所处的外部环境及其外部环境对他们生存、发展的影响。通过对托茂人生产生活方式、衣食住行、文化仪式、宗教信仰、族群认同以及经济现状进行了调查描述，分析了其文化和经济的联系、社会和经济的困境和出路，进而探讨了文化适应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追求经济发展，是牧区民众所面临的重要时代主题，经济发展也是牧区人民孜孜以求的内在诉求。我国是世界上畜牧业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当心仍拥有各类天然草原约60亿亩，约占国土面积的41．7％，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的牧区主要位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边疆地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业人口，90％以上都是少数民族。牧区的稳定和发展事关大局。牧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经济发展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牧区经济发展，尤其是牧区畜牧业的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丰富城乡“菜篮子”，解决“三农、三牧”难题有着重要意义。草原牧区畜牧业的最大特色就是畜产品的绿色与安全，随着人们对规模化养殖畜产品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关心，来自纯天然无污染环境的绿色食品必将成为今后畜产品消费主流，绿色草原畜牧业是实现我国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前，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包括托茂人在内的所有牧民的畜牧业生产，虽然适应了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但其方式的原始和简单也是显而易见的。传统的草原畜牧业，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体系中，以天然草场为基础向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来源，牧民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每一户都必须从事放牧、挤奶、配种、接羔、剪毛等牧业生产的全过程，牲畜的繁殖和发展主要听从自然界的选择和淘汰，牧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畜产品，他们用牲畜皮革做衣服、用肉奶做食物，奶、肉、皮、毛等只能够满足牧人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牧区经济体制改革，使畜牧业生产发尘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革。随着“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以及“草场承包到户50年不变”等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草原无主、放牧无界、使用无偿、建设无责”的问题，而且使草场“大锅饭”成为一去不再复返的历史，草原畜牧业日益走上精耕细作的发展道路。调查中我们看到，家庭承包责任制后，牧民开始自主经营和管理牧场，对牧场的使用有了长远打算。他们自愿限制生育来控制人口规模，自觉地提高出栏率以控制牲畜数量，自觉地投资人力建设自己的草场，这些做法实际上在积极地调适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其结果是畜牧业的生产力因此得以解放。另外，随着科技兴牧的起步和发展，不少牧民不断学习和掌握科技养畜的知识，积极接受杂交新品种和畜疫防治新技术，致力于实现家畜良种化、畜群结构合理化和快速育肥周转，从而大大提高了家畜单位畜产品的产量，提高了牲畜总增率、出栏率、高品率。

　　在牧区的经济获得了质的飞跃，社会发展也取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就的同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的一些不容回避问题，主要表现为：牧民在现代经济进城中出现一定的“不适”，进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牧民的文化不适主要表现为：牧区民众的经济生产在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共舞的同时，在文化心理上便经历着文化的重构、心理的失落、人格的冲突、感情的危机、生存的追求和价值的突变。牧区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当下牧区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组织化程度较低，而单一的经济结构、较低的组织化程度都使得牧区民众不能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现代经济主体，这也就使得广大牧民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全面的享受现代市场分工所带来的好处，如此因果使得牧区民众边缘化、贫困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另外，青年一代厌牧弃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当下牧区的赌博也已蔚然成风。牧区的生态问题主要表现为：草场利用过度，致使草场退化，草原沙化；鼠害肆虐、雪灾、虫灾和瘟疫等其他草原自然灾害时常发生；高原冰川退缩、湿地湖泊萎缩等。

　　三、对相关问题的总结

　　(一)托茂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单独民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托茂人多次提出申请要求成为单独民族。对于托茂人申请成为单独民族，课题组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不太现实的要求。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为了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族识别”工作，在400多个上报的“民族”中最终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基诺族是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民族，它被正式确认的时间是1979年。当然，在“民族识别”工作后，还存在一些遗留问题，比如包括托茂人在内的很多族群都希望成为独立的民族，但国家自1979年后再未受理和确认一例成为单独民族的申请。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民族识别上的遗留问题，大多是些‘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疑难问题。”托茂人就是一个“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典型个案。在课题的调查和写作中，托茂精英也曾询问他们成为单独民族的可能性，当我们告诉说可能性很小甚至不可能时，他们说，只要课题组关于他们的历史与文化现状的文章和书能够出来，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虽然课题组倾向于认为，托茂人不能成为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任使这一特殊的牧业族群，在文化、经济等方面被不断的边缘化。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但很多时候我们对此方面的关注甚至少于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生物单一化的后果不难想象，与此同理，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的价值不言而喻。对于托茂人这样一个人口较少但文化特质独特的族群，我们不应忽略他们的生存历史与现状，无论是从他们曾在1958年的国防建设中作出了巨大牺牲上讲，还是从民族文化的保护上考量。今后，地方政府如若在政策等方面对托茂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族群文化传承予以一定倾斜，那么托茂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可能会获得较大发展和保护，进而会成为地方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旅游资源，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二)在民族文化保护与牧区经济发展之间如何抉择。

　　在经济支配社会之现代体系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性的冲突日益尖锐。因此，很多学者、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享有文化的主体之民众，在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要性的同时，又对经济发展对民族文化带来的冲击无所适从。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文化，成为很多地区和族群问题中的一个棘手难题。

　　不可否认，经济“发展会使少数民族语言、宗教和传统文化习俗被边缘化，但发展本身也是文化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内在需求。对任何一个人或族群来说，都有追求经济发展、享受现代文明的权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为保护民族文化而这样或那样做。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口口声声要求少数民族保持传统，自己却享受着现代文化的恩惠，喜欢以掌握现代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感向下观望“边缘”，要求别人去保持“原生态”。文化本来一直就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变迁乃文化的永恒主题。

　　那么，民族文化还要不要保护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并不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问题，如果策略得当，让牧区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获得双赢，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当然，我们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时，不能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状况。纯经济上的增长不一定能促成一个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也无从谈起在我国建立有各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各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主义。因此，在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应该从主位文化的标准来考量发展的目标，选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四、牧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建议

　　(一)发挥文化调适和牧区民众的主体性作用。

　　我们认为，发挥文化调适和牧区民众的主体性作用，对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涉及牧区贫困、牧区人口、牧区社会、牧区文化、牧区生态环境等问题，针对每一个问题都可有若干建议和应对模式。但我们强调的这一点，主要是从整体和全局上考虑的，这也是本课题从文化适应视角看牧区经济发展的立意所在。

　　文化适应不仅仅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还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牧区民众的文化适应不但会影响其心理健康，而且影响其所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其对国家和主流文化群体的认同。以政府为主动力的指导性发展，要在充分尊重当地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让人们在选择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并自然进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的事物，只有尊重既存的文化模式，才有可能获得较大成功的机会。如果在经济策略中排斥民族文化，脱离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育水平等基础性条件，则无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牧区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只能动员其广泛的社会文化资源，充分运用民族文化和民众主体运作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动力，让直接受益者真正地参与进来。

　　(二)现代畜牧业的建立及畜牧业体系的完善。

　　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建立及畜牧业体系的完善，对牧区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我们认为，具体措施有：完善草原家庭承包经营，推进草原产权的制度建设；实行规模经营、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科技兴牧、加大牧民技能培训；等等。

　　当下，包括祁连在内的很多牧区的牧民之间已经出现了自发的转包、租赁等草场使用权流转现象。牧区的相关部门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草场整合，因为草场整合可打破草场细碎化格局，扩大草场经营规模，促进了划区轮牧。另外，目前各地业已出现的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社会化中介组织、牧区经纪人队伍等形式的各类经营组织，正从根本上改变着牧区的经营方式，应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其成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引导牧民走股份合作道路，发挥牧业文化优势，实行专业化、集约化经营，走产业化发展道路。

　　牧区畜牧业的振兴，最终有赖于新一代牧民的兴起。改革牧区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加强社会培训，努力培养畜牧科技人才，进行牧民畜牧业技术培训，提高牧民科学养畜水平，从而通过科技兴牧带动整个牧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稳固人口政策，多途径实现牧区劳动力的转移。

　　人口规模适度、人口素质优良与人口结构合理的状态，是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草原牧区，养活一定的人口就需要一定的牧畜，放养一定的牧畜就需要一定的草场；在草场一定的情况下，人口越多就越需要增加牧畜头数，就越容易超载过牧，进而导致草场退化沙化；而草场退化沙化，就会导致牧草质量下降，牧草质量下降，就会导致牧畜质量和头数的下降，最终导致畜牧业的歉收和牧民的贫困。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控制人口增长和稳固人口政策作为牧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这就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要控制人口数量，二要提高人口素质，三要实现牧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牧区计划生育政策中，应尽可能地把“少生”与“优生”结合起来，既要抓节育，又要抓优育。

　　实现牧区劳动力的转移，有以下三个途径：一是加快牧区牧民的非农化，二是推进牧区的城镇化，三是实施生态移民。当然，很多时候三者是纠缠在一起的。加快牧民非农化、推进牧区城镇化、实施生态移民，不但能解决牧区人口问题，还可以解决牧区牧民增收问题，是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四)重塑草原生态，增加牧区民众收入。

　　重塑草原生态，加强草地基础建设和维护，不但对青海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生态环境都将产生深远的意义。重塑牧区生态，需要推进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禁牧休牧和草原治理等多项生态项目。在当下草地资源同益枯竭的生态形势下，实施“退牧还草”等措施，让草原有一个修复期，可为实现牧区生态和经济的现代发展打下基础。

　　在以上措施中，“生态购买”是一个良好方案，生态购买的实质是：封山育林育草，给自然留下自我循环发展的空间，减轻人类干扰，减少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的人口压力，实现植被、地表水、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

　　通过国家购买生态，牧民实现致富；其初衷是政府收购生态建设的产品，既帮助牧民脱贫致富，又确保生态建设产品的形成、巩固和转化利用。当然，政府部门在此过程中，要根据民众的意愿采取因地制宜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事在人为，有理由相信，重塑一个文化与经济共存、一个美丽与发展双赢的牧区草原社会，并不遥远。